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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改革並不是一個新話題，在執政黨最重要的黨代會報告中，司法改革最早出現在十五大，其時的報告表述是“推進司法改革”。到十六大報告，表述變成了“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的表述再次刷新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十八大報告中的用語則是“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過去的十餘年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實質性改革舉措，只有司法考試一項。但司法體制改革並未到位，在“先易後難”原則的指導下，能做的基本都有嘗試，難點卻累積至今。可以說，今日之司改，已無易事。不直面難點，攻堅克難，司改就無法推進。
　　據媒體的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已在重要場合七談司法改革。6月6日的中央深改組第三次會議上，習近平再次強調，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完善司法責任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都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制度性措施。
　　司改的這些指向，無一不涉及司法權與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中央事權與地方事權之間的調整與博弈，顯然超越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權力範圍。沒有更高權力機構的統一協調，單憑司法機關一廂情願地單兵突進，註定步履維艱。理順領導體制，統一設計改革方案，無疑將為司法改革破解不同權力部門之間的利益牽扯提供堅實的基礎。
　　司改牽一發而動全身。零敲碎打的司改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為改了的某項制度仍為沒改的舊有制度所掣肘，因而無法達到改革目的。
　　此次公佈的七項司改政策導向，找不到一項是可以孤立存在的。司改內在邏輯斷裂，實為過往司改的深刻教訓。除了司法官精英化和司法官較高待遇之間的緊密關聯之外，司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與司法官接受有效監督與制約，同樣是一體兩面。這次公佈的政策導向中，除了多處指向司法“去行政化”、增強司法官員的獨立性之外，亦有“完善辦案責任制，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強化監督制約機制”的強調。這看似矛盾，實則有內在統一的邏輯關聯。增強司法官員的獨立性，同樣要嚴格的監督機制和責任機制來保障。這兩項改革只能同時推進，而絕不能單點突進、零敲碎打。
　　此次明確的改革導向“完善法官、檢察官選任條件和程序”與另一項“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也直接相關。地方司法權來源於地方人大的轉授，省以下統一管理使用人權上移。作為一種制度規避，“意見”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方案，即在省一級人大成立“司法官遴選委員會”，由資深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法學專家等各方代表組成。這個“委員會”將負責向地方人大提名法官、檢察官的任免名單。而如何讓地方人大的任免權不流於形式，在增強司法獨立性的同時，各級人大其實也有一個增強獨立性的問題。司法改革又與人大改革緊密關聯在一起。
　　所以說，進入“深水區”的司法體制改革，與以往單純的“庭審改革”、“檢察改革”完全不同。它涉及的是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關係，中央事權與地方事權的關係，各級法院、檢察院的相互關係以及司法官與司法機關的關係，任何一項改革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而在未來，司法體制改革的走向，還取決於國家權力之間的複雜博弈。不管怎麼說，零敲碎打的司改時代已然結束，全面開花的司改新時代已經拉開帷幕。(摘自昨日《中國青年報》作者王琳)　　（原標題：[推薦]零敲碎打的司法改革時代已然結束）